教育叙事研究的类型
2011-12-28 08:02:27| 分类：
教育教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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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叙事研究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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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叙事研究的类型
作者：高莉
典型的教育叙事就是“讲故事”。这种典型的教育叙事可以朝两个方向拓展：一是艺术化的教育叙事；一是科学化的教育叙事。
（一）典型的教育叙事：教育自传、教育传记与教育故事
“有情节的故事”是所有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离开了这个核心精神，就失去了教育叙事的本分。如果某份教育叙事报告完全没有故事情节，那就是“伪教育叙事”。
所谓典型的教育叙事，意味着这种研究维护了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即“故事精神”。典型的教育叙事主要包括三个形态：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前两者是真实的教育叙事；后者是虚构的教育叙事。
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一般研究者往往选择真实的教育叙事（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较少有人创作虚构的教育故事。而在教育传记与教育自传两者之间，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研究人员）往往选择教育传记的形式，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或校长）往往选择教育自传的形式。
（二）艺术化的教育叙事：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与成长小说
典型的教育叙事可以朝艺术和科学两个方向拓展。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包括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教育小说。前两者 既有传记的真实，又有小说的虚构。 后者（教育小说）则完全虚构。（如下图所示）。
| 典型的叙事研究 | 艺术化的叙事研究 |
| 教育自传 | 自传体小说 |
| 教育传记 | 传记体小说 |
| 教育故事 | 教育小说 |
典型的教育叙事之所以可能朝着艺术的方向扩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原因就在于：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
如果说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教育自传，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
西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包括俄国的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勃朗特的《简·爱》、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理查森的《人生历程》、伍尔夫的《奥兰多》；美国的马克·吐温的《苦行记》、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杜拉斯的《情人》、德莱塞的《“天才”》、哈伯·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普拉斯的《钟形罩》；德国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奥地利的耶利内克的《女钢琴师》；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让·热内的《小偷日记》，等等。
中国自古有的自传的形式，但自传体小说发生较晚。曹雪芹的《红楼梦》一度被视为比较成熟的中国自传体小说，但一般认为清代的《浮生六记》才算是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国近现代的自传体小说因“文学改良”运动与梁启超倡导“小说新民”观而获得发展的生机，并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得到扩展。到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自传或自传体小说成了一时的风尚。此后，中国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比如老舍（ 1899－ 1966）的最后一部著作《正红旗下》（ 1960-1966年）、林语堂（ 1895-1976）回忆幼时故里的小伙伴的小说《赖柏英》（ 1963年）、高玉宝（ 1927- ）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萧红（ 1911-1942）回忆寂寞童年的小说《呼兰河传》（ 1941年），以及张爱玲（ 1921-1995）生前拒绝发表的小说《小团圆》（ 1970年），等等。
自传体小说大多显示出“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的特征。它们看重童年生活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叙述主人公从稚幼到成熟的受教育、受考验的成长历程。这些自传体小说可以被称为“自传体成长小说”或“自传体教育小说”。人们也因此将这类小说视为“励志小说”。
（三）科学化的教育叙事：调查的叙事研究、经验的叙事研究和故事的叙事研究
典型的教育叙事向科学化的方向扩展，就显示为经验的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和故事的叙事研究。前两者是对真实教育现象的研究，后者是对虚构的教育故事的叙事。（如下图所示）。
| 典型的叙事研究 | 科学化的叙事研究 |
| 教育自传 | 经验的叙事研究 |
| 教育传记 | 调查的叙事研究 |
| 教育故事 | 故事的叙事研究 |
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提供真实的事件。它以拿证据来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它少了虚构的浪漫，但增长了真实的信心（即便是故事的叙事研究，它也是事实和事实之间的比较和关联）。
在经验的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和故事的叙事研究三者之间，故事的叙事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方式和方向，但它要求研究者有发达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能力，非一般研究者所能操持。于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选择调查的叙事研究，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一般选择经验的叙事研究。
也就是说，对行动者（中小学教师）而言，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经验的叙事研究。所谓经验的叙事研究，就是行动者以“教育自传”的方式提交自己的行动研究报告或经验总结报告。
经验的叙事研究以及教育自传的方法之所以被“重用”，主要受课程变革研究、教育行动研究的推动。 在西方行动研究领域，不少研究者如英国学者埃利奥特（ J. Elliott ）、麦克尼芙（ J. McNiff ）等人就采用“自传法”来讲述行动研究的故事。在课程改革研究领域，美国学者派纳 （ W. Pinar ） 把自传作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体验课程”（ currere ）和教师教育研究的途径，在美国一度掀起“传记运动”。到 20世纪 70年代，自传理论成为派纳倡导的“概念重建运动”的重要一端（另一端是政治理论）。派纳本人说，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试着“重新回到自传”。在派纳和他的合作者格鲁梅特（ M. Grumet ）的倡导下，自传成为课程变革、“课程概念重建”的一个重要途径。自传被用来重新发现“课程中的个体”。“许多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的教师教育者，为了把‘讲述他们的故事’作为考察和建构教学假设和实践的一种方法，鼓励学生以自传的形式来写作或讨论。”
除了作为课程变革和教育行动研究的“自传法”之外，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总结教育经验的教育自传。 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教育家成长丛书”系列作品中，每一本书的开篇都显示为“教育自传”。 除了教育自传之外，也有家长 以自传的形式总结自己的家庭教育的经验。另有学者沿着胡适当年期待的“给史家做材料”的思路，从名人传记中整理“童年”经验或“求学”经验。 有研究者则从他人的自传中研究当时的教育历史。比如，张倩仪利用中国近代 150 多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以及他们在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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